中国海外人才归国潮,不能融入西方主流社会

 国际教育     |      2020-03-24

  归国人员的素质如何?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只有少部分“海归”是牺牲了高工资或稳定的工作而回国,其中拥有创新研究专利的人就更少之又少。

人才“争夺战”

与诺奖无关

  过去30年,中国一直是西方国家一个巨大的人才来源。输出的人才主要来自香港,香港人因担忧1997年主权移交而产生的政治不确定性纷纷远走他乡。但随着主权移交工作的顺利进行,迁居海外的香港人又开始回流。

150多年来,一波波海外留学[微博]大潮兴起,一代代海归学成回国,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如今,一方面,中国年轻一代“出国潮”热度不减;另一方面,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科技投入有所减弱的情况下,“回国潮”也必然成为大趋势。中国出台的各种人才政策,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始于改革开放政策、历经三十余年的留学潮,正在给中国带来空前规模的人才“回国潮”;而新一代“海归”则让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真正融入到全球化和现代文明体系之中,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是一个需要未来解读的命题。

入选首批“万人计划”杰出人才的科学家,除了周忠和外,还有其他5位,都是国内顶尖的研究人员。比如清华[微博]大学[微博]教授薛其坤,他首次在实验上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一发现被认为是中国人在国内完成的第一个“诺贝尔奖级”的科研成果。

  在中国内地,一场类似的“凤还巢”大戏也正在上演。2005年,从海外回流的人才达到3万人,大大高于1999年时的7000人。

大回流

有媒体在报道首批“万人计划”杰出人才入选者时,称其为“具有冲击诺贝尔奖、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科研人员。此番描述被舆论解读为“中央将遴选100名具冲击诺贝尔奖潜力人才”。

  竞相吸引“海归”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经济不振,科技投入持续减少,进一步推动了近年来世界范围内人才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迁移的趋势,形成“人才回流”。随着中国吸引人才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海外人才正在形成空前规模的归国潮。在赢得人才之后,中国在全面迈向大国之路上正在积累最具价值的生产力要素

前述知情人士说,这完全是外界对“万人计划”的误解。事实上,在中组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的通知中,“万人计划”并无“冲击诺贝尔奖”的目标,也无“诺贝尔奖”相关字眼。

  从中央到地方,我国各级政府一直积极鼓励海外的留学人员返回祖国,它们纷纷营造适合海外归来人员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还向这些“海归”提供资助。

本刊记者/钱炜

这位知情人提醒说,一个被大家忽视的现象是,“如果按当前诺贝尔奖项的奖项设置看,入选首批杰出人才的6位科学家有3位的研究领域与诺奖无关。”

  中国科学院目前正向其从海外引进的人才提供人民币200万元的资助,其中20%可直接成为受资助人的工资。引进人才还可获得其他待遇,包括提供终身职务、住房,配备现代化实验室和实验设备,由研究生(往往是国内培养的)和其他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等。

今年11月初,鲁白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举办了一场讲座,面对台下数百名华人学者和留学生,他一开场就把演讲的题目打在大屏幕上:To stay or to return(留下还是回去)。这个问题不仅是当天与会者最关心的,也是多年来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和留学生们讨论最多的。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大凡抱着获得诺贝尔奖的动机进行科研的,没有一个是能获奖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曾说,“一个做科学家的人,为拿诺贝尔奖来工作是非常危险的。”

  教育部的“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2003年期间,共奖励了2218名归国教师,奖金共计人民币1.44亿元。而香港富豪李嘉诚资助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在1998年至2004年吸引了537名学者从海外回国,他们成为重要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六年前,鲁白在一位华人科学家的家里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天的聚会。当时的参加者还包括施一公、饶毅等在美国生命科学领域已是卓有成就的华人科学家。话题的焦点不知不觉就集中在了一个问题上:To stay or to return。

从事生物学研究的饶毅,同时也是一位科学史专家。在他看来,国际上对科研的支持从管理模式上分有两种,一是任务导向,一是人才导向。

  地方政府也在竞相吸引海外人才。不少城市推出了大量鼓励措施,包括提供住房补贴、解决配偶工作、为孩子提供国际学校、允许保留外国公民身份的居住证等等。多数大城市和省城还设立专区,为海外学者创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北京和上海各有14个这样的专区。

如今,鲁白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这一次,他是以清华[微博]大学[微博]医学院常务副院长的身份到访哈佛的。当年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施一公现在已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那次家庭聚会的另一个参与者饶毅今年刚刚从北京大学[微博]生命科学院院长的位子上届满,他和施一公一起因为时常对国内科研文化与体制问题发表独立的看法,而成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海归科学家。

“任务导向是需求方提出任务、或科技界从科学发展中提出重要的问题,大家竞相提出解决途径、显示能力,获得支持后努力解决任务。这是多年来国内主要的模式。人才导向是支持有能力的人,而他们中可能只有少部分能探索出大家没想到的方向和成果,从而起到比任务导向还重要的作用。”他说。

  “海归”素质遭质疑

鲁白的前半生就像是一个“美国梦”:从他“上山下乡”所在的上海郊区农场考上大学,再赴美读书,取得博士学位,最终留在美国工作,直至在世界顶级科研机构里领导一个团队。如今,他回到国内重新开始,他的选择无意中又契合了最近一年来才为人们所熟悉的另一个名词——“中国梦”。

人才导向模式最成功的例子,是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1947年在剑桥大学成立的“生物系统分子结构研究机构”。此后二十年,该机构涌现出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成果包括上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发现——DNA双螺旋结构。

  归国人员的素质如何?中国是否成功吸引了最优秀的人才回国?数据看来并未支持这种论断。而且,有种看法认为,回国的都是在国外不大成功的人。中国科学院东北一家研究所的所长表示,他吸引到的通常是海外学者里的中流人才,排名前20%的人才大多仍会选择留在海外。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的神经学家饶毅认为,在美国有800至1000名来自中国的科学家,拥有独立的实验室,这些人不太可能回国。

从人才流失到人才回流

饶毅认为,该机构成功的经验就是支持最聪明的人才,让他们通过自由探索推动人类现代科学前沿。“这是因为自然科学最前沿本质是不确定的,从而使得以人为本的支持非常有效:事先评审潜力,定期评审其进展,可以保证人才导向成为优秀模式、甚至最佳模式。”他说。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崔大伟表示,我们的发现印证了饶毅的观点。实际上,调查显示只有少部分“海归”是牺牲了高工资或稳定的工作而回国,其中拥有创新研究专利的人就更少之又少。而且,让高级人才归国只是第一步,而留住他们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鲁白的经历在中国的一代人里很有代表性。他们出国又回国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方面的重视。2007年,美国民间智库考夫曼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报告,首次提出了“人才回流(reverse brain drain)”的概念。这份报告指出:美国正在遭遇历史上第一次人才流失,那些来自印度、中国的技术移民[微博]正开始“回流”到他们的母国。

“万人计划”无疑是一个人才导向计划。周忠和希望这一计划能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探索一些思路和经验,给优秀的科研人员有更多稳定性的经费支持,能选择感兴趣的问题潜心研究,不为申请各类经费浪费很多时间,不需应付很多考核与评比,无需为工资发愁,充分享受科研的乐趣。

  “海归”带来新问题

自“考夫曼报告”提出“人才回流”现象以来,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出现,人才从欧美发达国家回到新兴国家的趋势日益明显。2005~2010年,巴西旅居国外的人数从400万减少到200万,最近两年,在该国合法居留的外国人数则增长了50%。巴西甚至称,他们正在变成一个“新移民国家”。

“与拿诺奖相比,我认为这更重要。”周忠和说。

  那么归国学子的数字说明了什么呢?政府官员称,在2005年回国的3万人中,有50%只完成了本科或一年制硕士教育(一般是在英国)。

而对于中国来说,没有出国潮,就没有回国潮。

人才战争

  许多官员将此归咎于英国,那里只将中国学生视为劣质大学的外汇收入来源,他们一毕业即遭抛弃,只能在没有接受什么职业培训的情况下回到中国。

1982年是恢复高考[微博]后第二届大学生的毕业季,改革开放政策也已推行开来。出国深造成为有志于科学事业的青年学生的首选,鲁白也不例外。当他从华东师范大学[微博]生物系毕业时,已经联系好国外一所大学并得到了奖学金。但在办理出国手续的过程中,却遭遇了新的出国留学规定,生生地将他拦在国门之内。同时,他也错过了考研[微博]与工作分配的好机会,只能“沦落”到去浦东陆家嘴附近的一所师范学校去教书。教了一年生物学以后,鲁白考上研究生,再次回到大学读书,也重新燃起了出国深造的希望。1985年,他和住对面床铺的室友饶毅一起,在离研究生毕业还差一年的时候,就拿到了赴美签证,成为全班最早自费出国留学的两个人。

把冲击诺贝尔奖当成“万人计划”的目标不仅存在误读,而且也过于狭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王扬宗认为,作为一个国家层面的人才计划,“万人计划”不会局限于某个奖项,而是着眼于国内人才质量与国际上的差距,通过计划培养高层次人才。

  但显然,中国政府成功营造了吸引海外学子归国的氛围。随着自费学生的增加,一部分学生也不可避免地将会回国。而且,据麦肯锡公司最近的研究报告,中国正面临高素质工程师的短缺,这为海外学子创造了真正的机会。

在鲁白与饶毅的带动下,他们的研究生同学几乎都选择了出国,且大多没有回来。这样的出国热潮,几乎贯穿了中国20世纪的最后20年。据统计,1990~1999年,在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中,博士滞留国外的比例高达87%。《科学》杂志曾把中国的清华、北大称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中组部人才局局长孙学玉去年9月在出席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时表示,在经历依靠人口红利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之后,中国必须走向第二轮改革开放,要以创新驱动,以科技支撑,背后的核心是人才。从他的话不难看出,无论是“千人计划”还是“万人计划”都是在为第二轮改革储备人才。

  但正如对“海待”的讨论所显示的那样,不要仅仅相信数据。中国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海外学生和归国人员的增加,将给中国带来新的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严重的人才流失。1978年,文革刚结束,邓小平在要不要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时就表示,“即使1000人当中有100人滞留不归,还是有900人回国了。”到了1992年,他调整了表述——“中国不应该仅仅因为有一批留学生滞留不归就不再派学生到海外留学深造。即使有一半人不愿回国,还是有另一半人回国支持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发展经济和科技,就要依靠具备国外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也要“忍受”人才流失,这成为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才问题的基本状况。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是国内较早致力于人才问题研究的专家,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总量攀升至世界第2位,但要清醒地看到,这种增长主要是建立在依靠投资、资源和人口红利基础之上的,“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人口红利’转到主要依靠‘人才红利’上来。”

  (摘编自《赢周刊》)

然而,今天,是继续呆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已成为在美的留学生与华人科学家们不得不权衡的一个问题。鲁白读研时同寝室的4人中,已经有3人全职回国工作,其中包括于2007年率先全职回国的饶毅。

王辉耀介绍说,当前国际人才竞争越发激烈,“人才战争”硝烟渐起。许多发达国家通过改革移民[微博]政策,加大人才吸引或留置力度,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纷纷加入全球人才竞争行列。尤其是1998年金融危机后,很多国家实施新的国际移民政策来应对经济危机,加大了人才吸引的力度。

《市场报》 (2006-08-25 第02版)

数字更能说明这一变化:1978~2007年的30年间,中国总共约有121万人到海外留学深造,但累计只有32万人回国。而在2008~2012年间,出国与回国的人数分别为140万和80万,短短5年里的回国人数就是前30年总和的2.5倍。2012年,留学人员的回国数量达到27.29万人,超过70%的留学生选择回国就业,被一些机构称之为“史上最大回国潮”。

今年4月,美国参议会公布了30年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改革法案,措施包括将授予具有大学或研究生学历的技术移民的三年临时工作签证的上限从6.5万个提高到11万个;增发25000个涉及科学、技术领域的高学历人才签证。

有人将目前发生在中国的人才流动趋势与日韩曾经的经历相提并论: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与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日韩两国就曾分别迎来了“海归”大潮。类似地,中国也是在举办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之后,紧接着出现了海外人才加速回流的势头。

近些年,中国在引进海外高端人才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王辉耀说,尤其是在“千人计划”引领下,有近百万留学[微博]生回流,其中高层次人才两万多,正在由过去的“人才流失国”逐渐转变成全球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

这个类比隐含了一种期待:中国也将像日韩那样,在赢得人才这最后一项也是最具价值的生产力要素之后,完成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对此,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非常乐观,他认为,未来5年,中国将迎来回国人数反超出国人数的历史拐点。

“中国已经到了遏制人才流失、主动争夺外籍顶尖人才的阶段。”他说。

而上海交通大学[微博]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李侠则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尽管美国最近经济不景气,但它拥有世界上最成熟的市场经济,具有自我修复功能。未来二三十年内,美国作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人才流入中心的局面不可能逆转。近年有人提出的所谓“人才抄底”是个伪命题。

据统计,2009年回国海归人数首次突破10万人,比前一年增加50%以上。2011年底,中国留学人员回国人数新增18.62万人,比上一年增加37.7%。自改革开放以来,累计达到81.84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站在哈佛的讲台上,鲁白用自己在美国24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来谈论回国的问题,这比各种争论显得更加直观。就在他此次到访哈佛期间,国内公布了旨在对高层次人才给予特殊支持的“万人计划”首批入选者名单。虽然媒体在对该计划的解读中,亮明它“是一个对国内高层次人才给予特殊支持的计划”,但又特别突出了入选“第一个层次”的是“具有冲击诺贝尔奖、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杰出人才”。显然,这样的人才几乎无一不具备海外留学的背景。

海归:从历史到未来

回家的诱惑

历经30余年的留学大[微博]潮,正在给中国带来更大规模的新一代人才回流。近年来中国出台的各种人才政策,直接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告别了美国东部小城贝塞斯达的蓝天白云,鲁白在努力适应北京的生活。他在清华的办公室里有一台价格不菲的空气净化器。不过,仍旧像美国人一样,他在窗台上摆了一张iPad大小的家庭生活照,而非国内流行的自己与领导人的合影。

文/ 苌清

“你可以抱怨中国的一切,但你唯独不能抱怨的一件事是在中国的机遇。”在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鲁白重复了这句海归们常说的一句话。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在海外的留学人员掀起了一轮回国热潮。出现这一现象的背景是,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连续几年保持在7%左右的增长率。尤其是在那一时期,有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令人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普遍持乐观态度:第一,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WTO);第二,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这两个重大事件先后发生,让中国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海外华人也必然受到这一趋势的感染和影响,改革开放初期留学海外的各类人才开始涌动回国的热潮。

第一次出国受挫的打击,包括办出国手续时遭遇的办事人员的冷眼,曾令鲁白对国内的环境深深失望。当年临走时,他甚至决心“再也不要回到这个落后的地方”。

2002年,人民网在“五年成就100词”专栏中,对“海归”一词进行了全面解释:“海归是相对在国内学习、工作的本土人才而言的,指有国外学习和工作经验的留学归国人员。近几年,海归一词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热点词汇。”

1998年,已出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神经发育研究室主任的鲁白回国探亲。一位旧友请他去上海一家颇有名气的旋转餐厅吃饭。站在摩天大楼的60层俯瞰上海,这位已官居上海某国有企业集团负责人的好友自豪地指点着窗外说:“你看,黄浦江上的这座桥是我们造的,那条内环线是我们参与建的,那块地我们也批下来了……”顺着朋友的比划,鲁白看到,当年他曾教过书的陆家嘴,正在从荒凉的郊区变成上海最繁华的寸金之地。当他的儿时伙伴正在亲身参与这样一个令人激动的伟大过程时,他却只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

实际上,从那时起,中国海外留学人员一直处于程度不同的回归过程中,近五六年来所出现的新一轮归国潮,使这一持续的过程达到一个新的热度。以至于英文媒体也借用中文里对海归的戏称“海龟”(sea turtle)来介绍中国的人才回流。

鲁白感到,他印象里的那个中国正在改变。伴随经济实力的提升,从1990年的“海归人员创业种子基金”开始,中国为留住人才、吸引海外人才,开始了各种积极尝试,其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有1994年中科院的“百人计划”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及1998年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

中国大规模出国留学最初始于近代,留学大潮的兴起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息息相关。1847年,19岁的广东青年容闳赴美求学,并于3年后考入耶鲁大学学习法律。1854年,容闳从耶鲁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成为中国首位留美学生。容闳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出国留学第一人,也是官派留学的首倡者。他作为海归,回国之后主持了“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组织了近200名幼童赴美接受西方教育。早期的中国留学生满怀报国之志,刻苦学习,他们的坎坷经历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从1990年代末期起,鲁白开始涉足国内科研事务,担任科技部海外顾问,并参与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制定。他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建议,对科研人员的考核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国内专家,应该实施海外同行评议。这一建议很快就被采纳。如今,自然基金委是国内科学界公认的在科研经费分配上较为公平与透明的机构。此外,他还与饶毅、及另一位美籍华人科学家梅林一起,创立了“鲁梅饶联合实验室”,即中科院上海神经研究所的前身。

根据150余年来中国人赴海外留学的历史,有人对海归的不同历史阶段进行了各种代际划分。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著有《海归时代》《人才战争》等书。根据他的归纳,近现代中国留学归国人员可分为五代。

根据2011年香港科技大学[微博]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崔大伟(David Zweig)对中科院海归科学家的一项调查,海归回国的最重要原因是“能在国内做自己的事情”,持这一观点的人占到35.7%,远远超过排名第二、三位的因素“在海外难以找到发展机遇”和“回国后能获得比国外更高的社会地位”。

第一代海归以容闳、詹天佑、茅以升等为代表,他们回国之后有的参加了中法海战和中日海战;有的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的开山鼻祖;有的是李鸿章的幕僚……总的来说,第一代海归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洋务运动的主力。

回国的动力不只于此。当崔大伟在询问“为何海归数量上升”时,海归们最多的回答则是:“中国人不能融入西方主流社会”。

第二代海归主要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回来的留日学生和赴欧学生,属于“留学救国”的一代。他们中有革命家黄兴、秋瑾、陈天华、蔡锷,以及一大批民国时期和国共两党的政治家、军事家。首届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成员18人中,海归占16人;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中,超过一半是海归;在从法国回来的1600余名海归中,则包括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陈毅等人。

今年36岁、在美国最大的私立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斯克利普斯研究所做副研究员的王初,最近正在收拾行囊,准备回国。自本科毕业出国以来,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12年。但他始终觉得与这片土地没有感情。

第三代海归主要是从欧美留学回来,以学习科学技术为主的人才。他们在自然科学各领域获得国外的硕士、博士学位。这些人中包括钱学森、钱三强等在内的许多人都成为声名卓著的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成为新中国社会发展与国力提升的栋梁。

“美国的人际关系确实轻松简单,每个人对我也很友善,但与他们之间无法建立较深的私人友谊。比如,如果我谈到自己小时候喜欢小虎队,他们能知道那是什么吗?”此外,由于是独生子女,王初的父母也很盼望他能够回国。根据国内媒体的一项调查显示,有90.9%的留学生因为不想远离父母而回国。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留学生来说,他们作为独生子女,与家庭的相互依赖程度比较高,“回家的诱惑”是回国的主要原因。

第四代海归是从苏联和东欧留学归来的人员。从1950年到1965年,中国向苏联,以及东欧等地区的20多个国家派出留学生1万余名,其中向苏联派遣8000多人,约占80%。这些人主要在国外学习工程技术和实用科学,回国后都成为五六十年代建设新中国的中坚力量。这一代海归中包括一些有政治背景的技术人才,江泽民、李鹏、邹家华、李岚清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人才抄底”

第五代海归是指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出国接受过多元化教育的留学归国人员。这段时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留学热潮,留学生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校长中有78%是留学归国人员,博士生导师中海归占63%,国家级、省部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主任占72%,54%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有留学经历。与前四代留学的先辈相比,第五代留学归国人员是全新的国际化人才群体。

实际上,就在当年鲁白和施一公、饶毅等人在美国热烈讨论去留问题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与国内科学界实际的接触。鲁白以智囊角色为国内建言献策,饶、施二人已成为国内一些科研机构的客座教授。他们对要不要全职回国工作的讨论,也反映出在2008年之前,国内的各种人才计划尽管也吸引了一批海外学者,但在总体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第五代海归精英特有的多重文化和学习背景、国际性人脉和全球化视野都是难能可贵的。他们跨越东西方文化,依赖现代化的交通和信息传播手段与世界全方位接轨,使他们更具国际化色彩。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潮里奋力拼搏的创业意识,也是当代中国留学归国人员区别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海归的最鲜明的特征。

对此,长期研究中国科研人才与制度的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副教授曹聪指出,已经回来的人才里出类拔萃者并不多,海外留学生中那些最优秀和最出色者如鲁、饶、施,因为个人或体制等问题尚没有“全时海归”。这使得原本仅负责管理党的高层次干部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科教部门实施了诸多吸引海归的“工程”“计划”之后,不得不亲自出马充当“猎头”。

可以说,前两代海归是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力量;第三、四代海归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而第五代海归则令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真正融入到全球化和现代文明体系之中。

2008年12月,中组部颁布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俗称 “千人计划”。这一计划被美国学者形容为“极具雄心”。它所提供的物质条件虽然还不能向美国一流大学正教授的水平看齐,但也是国内各类人才计划中最高端的项目。

当前,一方面,中国年轻一代“出国潮”的热度不,而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科技投入有所减弱,导致科技领域对国际人才流入的需求显著下降。在此情况下,“归国潮”也必然成为未来许多年的大趋势。始于改革开放政策、历经30余年的留学大潮,正在给中国带来更大规模的新一代人才回流。近年来中国出台的各种人才政策,直接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它对中国真正融入现代文明体系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是一个需要未来解读的命题。

饶毅与施一公成为“千人计划”第一批引进的人才,也是这一波回国潮里最具国际声望的科学家。“千人计划”原本旨在5到10年内从海外引进2000位专家,但实施近5年来,人数已大大超过预期。截至2012年底,引进的“千人”已达33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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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人计划”催动下,各地纷纷建立“人才办”,推出配套的“地方千人计划”和其他名目的人才计划。比如,北京的“海聚工程”、湖南的“313计划”、苏州的“姑苏人才计划”、杭州的“5050计划”,同时设立留学生创业园、海归创业园等。截至目前,全国已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基地112个,留学生创业园260多个,吸引入园企业超过1.7万家,吸纳在园创业留学人才4万多名。

对国内此种做法,曹聪称之为“人才大跃进”。他说,依靠“计划”与“工程”来引进人才,会令政府与科研机构将引进人才当作一项政绩,令人才难以真正发挥作用。“这些人回来转一圈就拿那么多钱,肯定会引发很多问题与矛盾。”

矛盾的根源是“千人计划”的“超院士待遇”引发了国内研究人员的不满。由于目前国内科学界的领导人物也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所以有人将这种矛盾看做是新海归与老海归之间的利益冲突。2011年,饶毅与施一公参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双双落选,就被看成是这一矛盾最直接的体现。

李侠认为,“海派”与“土派”之争,目前已经被极度地表面化与庸俗化,却恰恰遮蔽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即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长期严重缺乏公正度。权力与利益之争,是这种扭曲政策带来的结果,而非问题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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