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级高校直面哪些难点,俄亥俄州立高校卡诺依教师解说摘要

 国际教育     |      2020-03-24

马丁·卡诺依 (Martin Carnoy) 教授:1964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斯坦福大学教育和经济学教授、劳动经济学家。曾任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国际发展教育委员会主席,现任Peninsula国际学校董事会成员、斯坦福大学国际比较教育协会候任会长。主要从事美国教育政策与实践研究、国际教育体系比较、经济与教育之间的关系等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全部平等:私立学校有别于公立学校吗?》、《支撑新经济:信息化时代的工作、家庭与社区》、《全球化与教育改革:规划者需要了解什么?》等。

在昨日结束的“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国内外专家、学者从学术的角度证明“读大学更划算”,中国的教育回报率17年提高2.75倍。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实教授说,教育回报率是指剔除了性别、工作经验、地区、所有制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后,就业者每多受一年教育所获得的收入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和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张俊森等人的调查研究成果,这一数字1988年为4.0%,2001年已经达到10.2%,现在估计为15%左右,也就是说,17年提高了2.75倍,已经接近英美等发达国家水平。举例说明就是随机挑选任何一个人,其接受大学教育后一生收入将增长60%(即每年大学教育带来近15%的回报)。李实教授说,“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收入结构的这种巨大变化影响到人们的行为,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渴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提高自己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上大学,总的来说是划算的。”专家分析教育回报率逐年提升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劳动市场对高素质人才的肯定导致高素质人才收入高,这也是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教育的回报率不会持续不断升高,劳动力市场的变动也会导致教育回报率的起伏。本次研讨会由浙江大学劳动经济学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LEPP)举办,目的是为了促进和加强有关劳动经济学、公共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研究和中外交流。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随着全球化知识经济的到来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人力资本投资、国民就业能力的提升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渐形成、发育和正常运作,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学术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发展变化中的中国国情和各级政府制定有关政策意义重大。 本报实习生 王蕊 2005-5-25

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与会国外大学校长有一个共识,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经济甚至民族文化正在向全球化发展。在这历史性的转型时期,在与政府、市场、学生、教师等方面的复杂关系中,大学面临多少挑战?   1.从帮国王离婚到争取更多的自主权 大学自主权有多大空间   网上流传着一个关于英国首相布莱尔和牛津大学的故事,布莱尔在一个场合不经意地说,牛津大学太古板了,应该与时俱进,进行变革了。牛津大学的师生听到后,非常愤慨,牛津大学随即取消了授予布莱尔牛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牛津大学第一副校长麦克米伦教授说,这是个谣传。   虽是谣传,它却是一个关于大学和政府关系的神话。   还是听麦克米伦教授讲一个真实的大学和政府的故事,牛津大学曾在1984年取消了授予撒切尔夫人荣誉博士学位的计划,因为政府削减了对大学的财政投入。麦克米伦教授说,牛津大学和政府的关系非常复杂,一方面,牛津大学接受政府拨款。政府作为大学的重要投资者,有权在很多领域制定规则,影响学校的决策,不管这些规则是否符合大学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牛津大学想扩大融资渠道,争取更多的自主权。   曾几何时,大学因能为政府服务而感到骄傲。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想巩固英格兰的君权,形成皇权高于神权的局面,因此,他希望废掉皇后。他对剑桥大学进行重组,任命一个牧师和一个学者来收集可以废掉皇后的证据。剑桥大学的学者找出了250多项证据,使得这位国王成功地废掉了他的皇后。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教授非常高兴地讲了这个故事,因为它让人感到,大学在为国王服务的同时和社会融合在一起了。   对于大学和政府的关系的表述,英国华威大学校长范得莱德教授的话很经典:“我们是接受政府拨款的大学,但我们不是政府部门”。这句话很微妙地道出了大学和政府的关系,以及大学在处理和政府的关系时遵循的原则。华威大学曾多次与政府合作,比如,华威大学近来在园艺学科中增加了新的学科,政府希望在今后5年办成私有的园艺研究所,而华威大学的考虑则是怎样使这门学科永远繁荣下去。   政府和大学在大学发展问题上是存在一定偏差的。大学怎样和自己的重要投资者——政府处好关系,是影响大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麦克米伦认为,大学首先的利益方是大学,但是,“大学不能因为受政府资助就受政府安排。”大学应该享有更多的自主权,因为牛津大学不仅要和美国的大学进行竞争,还要和中国的大学竞争。但是,大学能够完全不受政府政策的干预吗?能够完全自由吗?在现实中,大学和政府恐怕永远都处于矛盾中,彼此需要,却又彼此影响。   2.把纯粹知识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 大学要产业化吗   有一位教授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华威大学的,他原来的大学对他直接参与企业界活动表示忧虑,因为,当时没有大学教授直接参与企业界的活动。华威大学却接受了他和他的工作方式。华威大学只为他提供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宽松的工作环境,现在,他所带领的系非常成功。他在业界也非常成功,英国总理、很多企业家都尊重他关于企业的看法。   大学之所以能够服务社会,和社会经济产生密切的关系,在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教授看来,是因为大学积累知识,保护文化传统,进行社会变革,同时还对知识进行应用。大学对地区乃至对全球经济起到重要的作用,对全球经济转型起到重要的作用。   现在,可能没有一所大学能像华威大学那样深刻地介入到社会经济中去。华威大学校长范得莱德教授认为,华威大学是较早确立大学与企业之间密切联系的大学,如果没有和企业界的密切联系,华威大学就不可能成功。大学和经济保持如此密切的联系,很多人担心它们会无法保持研究的独立性。   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柏林工业大学校长库茨勒教授认为:“商业利益可以使纯粹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大学在其中起到连接的作用。”在这个从纯粹知识向商业利益转化的链条上,大学如此接近商业利益,是不是已经融入市场?是不是已经产业化?大学怎样保持学术自由?   华威大学校长范得莱德教授坦言,当华威大学确立与企业的联系时,其他大学警告华威大学,要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华威大学努力在这两者之间达成平衡。要达成平衡,就要找到大学和企业的分界,而华威大学是在边界处“冒险”。范得莱德教授说:“大学不是商业机构,却可以按照商业机构的规律去管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市场规律深刻影响大学体制。美国奥斯汀大学校长福克纳教授认为,大学不是企业,大学和企业有不同的文化和精神。大学如果像企业的话,肯定是失败的。看来,如果不分清大学和企业的界限,大学就会消失。斯坦福大学卡诺依教授也认为,大学是不应该由市场的因素来左右的。   3.只要招到最好的学生,就不怕失去领先地位 大学到底要教育谁   华威大学校长范得莱德教授说:“大学最好的成果是毕业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白井克彦教授说,大学的社会责任首先是对学生的责任。他说,大学收了学生的学费,就要为学生提供服务,而且要提供几倍于学费的教育服务给学生。随着大学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学教育越来越以学生为中心。   大学是学习的场所,是探究的场所。剑桥大学理查德教授认为,从中国、英国和美国三个教育系统中,都可以看到对学习的尊敬和渴望。但是,斯坦福大学教育经济学教授卡诺依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东方的大学遵照的往往是一种严进宽出的模式。白井克彦教授却认为,日本大学里的确有大学生混过4年的现象,但是早稻田大学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学生学习气氛浓厚,班上气氛活跃。现在,早稻田大学所面临的是一个新问题:21世纪的大学生必须具备什么样的知识能力?   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是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教授的发问:“展望未来,我们到底要教育谁呢?”这是每个大学都要思考的问题。明确了自己的目标群体,才可能制订出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   世界一流大学就是要培养一流的学生,卡诺依教授认为,只要世界顶级大学能够招到最好的学生,就不怕失去在世界大学中的领导地位。他之所以一直呆在斯坦福大学,不是因为斯坦福排名第一,而是因为他们的学生是非常好的,教他们是一种乐趣。   进入世界顶级大学的学生,都是好学生,大学怎样培养好他们呢?哥伦比亚大学重视对本科生进行通识教育;莫斯科大学强调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教育;而斯坦福大学认为,本科生必须做一年研究工作,写研究性的毕业论文;华威大学校长认为,华威的研究生院是最好的,他们的研究生也从事科研工作……哪一种模式是成功的?彼此之间怎样取长补短?在彼此借鉴中怎样保持自己的特色?在保持特色的同时,如何适应全球化对人才的要求?这些都是这些一流大学必须思考、解决的问题。   4.测量教师的“产出”并非易事 大师是量化评估出来的吗   在美国大学校长中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学校长认为最难打交道的是教师。教师群体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的声誉,为了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每个学校都有针对教师绩效的评估体系。伦敦经济学院校长戴维斯先生说,英国每5年对教师进行一次严格评估,周期比较长,因为教师的“产出”是不容易测量的。对教师的评估标准主要是5年内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质量。   对教师进行量化评估是目前国内外大学比较通行的做法,在这种量化评估中,“以人为本”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分强调量化,就会变成“以物为本”。柏林工业大学校长库茨勒教授说:“大学所面临的挑战随着时代而变化,所以,必须随之改变绩效评估方式,这是一个永远的过程。”   柏林工业大学有非常严格的评估体系,评估标准涉及方方面面,比如看一个教授一年中有多少学生毕业,多少学生成为博士,在评论性杂志上发表多少文章,等等。他们每两年和教员“谈判”一次,谈他们在未来几年里要达到什么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多少钱。如果没有达到目标,就扣他们的奖金。他们也很看重学生对教师的评估信,但是,对此非常慎重,因为有时学生不懂教授在讲什么,就说教授是胡说,这是不客观的。   法国巴黎十一学校前校长夏皮萨教授说,他们对教师的信任是从招聘时开始的,如果他不优秀的话,就不会聘用他,因此,很少出现教师通不过评估的情况。他们非常看重教师的研究活动,进校几年之后,如果有的教师研究活动非常少,学校就会为他们安排一些研究任务,如果还不能符合学校的要求,就为他转换工作。但是,他们一般不解雇教师。   每位校长都强调,量化评估体系并不完美。对我们很有启发的是,这些大学量化评估后非常富有人情味的管理。也许就是在这种管理精神之下,普林斯顿大学容忍一位教授8年间不担任教学工作,也不搞其他科研,一心钻研费马大定理,最后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也许这就是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所说的大学之“大爱”。没有这种“大爱”,大学孕育不出大师风范,也留不住大师。   需要重新思考大学使命 大学离全球化要求有多远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伯林格教授认为,大学现有的状况还没有应对全球化的能力,在全球化面前表现出种种不适。第一是大学缺乏激励机制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去鼓励关于全球化研究方面的校际合作,从而不能系统地引导大规模和有秩序的合作,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第二是现代大学的终身任期激励机制导致研究高度专业化,理论至上,与现实脱节。   解决第一个问题需要提升大学的发展眼光和办学理念,解决第二个问题则要改革当前的教师制度。   伯林格教授认为,大学需要扩大境界,重新思考使命以及完成使命的方式。大学要探索思想,繁荣知识,同时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揭开精神与宇宙的奥秘。在制度设计上,伯林格教授建议调整现在教师的成分,聘用被称作“学术探索者”的人——能够找出大学值得去研究的内容的人;或者聘任有实践经历的人,比如来自商业界、旅游界、政府等领域的人。   大学的每个成员,不论管理人员、教师还是学生,都必须参与实际生活,大学应该激励他们走出国门,美国大学也要邀请更多的外国留学生进入国门。   在全球化问题上,斯坦福大学卡诺依教授的见解也非常深刻,他提到,在全球化趋势中,大学还要面对文化冲突。他认为,大学在追赶全球化脚步的同时,也会产生对传统和地方文化的归属感,和全球化的趋势形成冲突和矛盾。同时,大学也应该接受它的双重角色,它们必须建设性地利用这种双重角色,因为它们一方面产生冲突,一方面要解决这种冲突。    《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20日第4版

8月6日下午,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经济学专家马丁·卡诺依教授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作了题为“知识经济中的大学:希望与陷阱”的演讲。演讲由大连理工大学校长程耿东教授主持。 卡诺依教授认为,国家的经济甚至民族文化正在向全球化发展。全球化主要以信息和创新为基础,以知识为先导,它带来了竞争激烈的高度知识密集型经济,从而影响到劳动力市场、家庭和教育,对知识的传播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大学的影响尤甚。基于这一认识,卡诺依教授在演讲过程中广泛的阐述了自己的主要观点: 第一,大学对于技术开发和转让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大学有能力培养出使用新技术与生产所需的具有管理技能的人才,大学对于使用、开发信息和工业技术转让起着重大的作用。在生产应用技术方面,大学的主要作用是通过企业的支持,培训出高技术型的劳动力,推动企业、市场的改革,这就需要获得个人和国有公司的投资。 第二,大学肩负着一系列重要的任务。大学肩负着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培养科学家与工程师及生产服务所需要的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大学承担着与私营和公共企业及区域性经济开发项目相联系的科研任务。斯坦福大学采用的是“实用专业”的模式,这些专业涵盖工程、法律、商业、医药以及人文和理学教育,从而对加利福尼亚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引导作用。斯坦福大学的主要作用是向工业园输送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而不是开办企业与公司。 第三,政府在制定科技战略计划方面,有着特殊的影响作用。国家如何成功地跻身于新知识经济,特别是高等教育体系如何应对教育不平衡现象所带来的挑战,政府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虽然国际银行家和美国政府机构强烈建议政府减少对经济发展的干预,但是所有已经形成科学行业并建立了支持这些行业的基础知识体系的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政府干预和投入大量公共补助的方式参与经济发展。 第四,增加了高等教育系统所承受的压力。由于经济生产转化为知识密集型产品和流程,政府实行了拉开收入差距的政策,因此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提高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这也增加了人们对接受大学教育的需求,促使政府扩大招生。政策结构的调整在提高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提高的同时,也加重了高等教育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第五,加大了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竞争压力。在大多数国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也往往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社会高层家庭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教育,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获得了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另外,在教育费用昂贵的地区,特别是在好的学校中,拥有较高经济地位的学生,能够进入更好的学校学习。当接受高等教育的回报增加时,争夺“好”大学的竞争也就愈演愈烈。 第六,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导致了争夺教育资源。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长,越来越关注子女的教育问题,在哪里上学和上什么样的学校成为这些家长关注的焦点问题。从而加速了教育的等级分化,在公众教育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尤其突出。因此,全球范围内的国民经济的竞争,转化成不同阶层对教育资源的竞争。在这种环境下,教育的缺陷是激化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一部分人融入知识经济社会主流,一部分人远离社会生活主流。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全球范围内,作为大学应该缩小不平等待遇的差距,起到调和以及建设性的桥梁作用,而不是激发矛盾。 在演讲结束后,卡诺依教授教授回答了多位中方校长得提问。